一般国家的中心城市，承担着区域功能，但是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国家的中心城市，一定是在某一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承担世界领头羊的功能。
先让我们看一下：在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它的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它的剑桥是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它的格拉斯哥是世界造船中心、蒸汽机车制造中心，它的曼彻斯特是世界纺织业中心，它的利物浦是世界航运中心。
1929年之后，世界舞台的聚光点穿过大西洋来到了美洲。纽约变成了世界金融中心，休斯顿变成了世界石油中心，芝加哥变成了世界制造业中心，底特律变成了世界汽车制造中心，匹斯堡变成了世界钢铁工业中心。当然，今天这个聚光灯掠过了北美大陆，从美国东部来到了美国西部。今天的西雅图是全球航空制造业中心，今天的旧金山和硅谷是全世界IT互联网中心，而今天的洛杉矶，它是全球的电影、娱乐、文化中心。
而眼下，这个舞台的聚光灯已经越过了北美，跨越了太平洋的上空。我们看到21世纪以来，平均每一年日本都要获得一项诺贝尔奖。而全球TOP100创新企业中有三四十家是日韩的企业，更多家是美国的企业。中国已经有一家企业在去年入围，就是深圳的华为。
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运走向世界中心的时候，我们的国家级中心城市一定会在某一个、某几个方面引领着世界产业的潮流。那么这样一个规律最好的体现是哪里？就是我们的武汉。
2018年8月8日，风光旖旎的东湖国际会议中心，华翔集团品牌战略发布会，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李津逵畅谈大武汉复兴战略。
三面折屏、PPT动态视觉包装、全彩射线灯、追光灯，无敌的风景、绚丽的舞台，恰好组成武汉对李津逵最高规格的礼遇，以此感恩多年来他对武汉丝丝入扣的研究和忠贞不渝的情怀。
“决定着武汉起伏兴衰的是它距离人类文明创新中心的距离，离这个中心越近的时候，武汉越兴旺，离这个中心越远的时候，武汉越坎坷。”
“深圳没有北京的文化底蕴，没有北京的高等教育，没有北京占全国三分之一的名医，但为什么房价直逼北京，就是因为深圳距离人类文明创新中心越来越近。”
“判断一个城市的房子现在是否值得买，分析这种距离的趋势是一个靠谱的方法。”
当李津逵开场就演绎出这组独特观点的时候，现场所有的观众和设备突然不约而同地进入了一种更高量级的寂静，那是聚焦，那是沉思，那是默许。
“张之洞督鄂18年，这位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新闻、出版等全方位将武汉最大限度推向了世界的中心。走遍北美、熟悉英国的孙中山先生当年满怀深情地预言：未来在世界上鼎足而立的三大都会应该是纽约、伦敦、武汉。”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顾问、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8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解析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认为中国经济虽然处于十字路口，但从总体来说，今年中国宏观经济是个平年；通过进一步城市化等措施来扩大内需、稳定预期非常重要；农民工的市民化看来是进一步改革的一个方向，将有助于进一步城市化，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内需。
今年以来，钱宝网、雅堂金融、唐小僧、联璧金融四大民间高返P2P平台全军覆没，P2P爆雷潮不断上演。截止至2018年6月底，P2P行业累计问题平台数量达2121家。私募基金也频频失联。中国政策方面，决策层从去杠杆转向流动性合理充裕。从汇率看，人民币汇率距年内高点贬值超过10%，距人民币破7一步之遥。股市徘徊于近两年低位。
曹远征的核心观点是：一、中国的负债率总的来说不是很高，但企业负债率在全球较高水平；二、中国宏观经济过去两个问题是稳增长和去杠杆，现在突然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化的问题，于是变成三元选项。如果贸易顺差持续减少，会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带来重大影响，也会对中国去杠杆带来重大影响；三、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如果在500亿上征25%的税，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影响是GDP下降0.2个百分点，就业减少100万；四、预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会破7；五、今年中国GDP增长还能维持在6.5%以上。
宏观经济面临“三元选项”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们依然在全球化的路线上前进，但是全球总需求下降，中国采取了一些特殊的办法。
首先是扩大内需，最重要是扩大投资。政府“铁（路）公（路）基（建）”的投资在扩大。另一方面就出现了高债务的杠杆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外乎是要处理一个问题：是稳增长还是去杠杆？
7月22日，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会专家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博导、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博士在“清华大学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发展高峰论坛”上，做了主题为“增长极战略与雄安新区建设”的报告。
“增长极战略”在中国实践取得巨大成功
肖金成重点介绍了“增长极理论”，认为法国学者佩鲁提出的这一经济理论，属于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区域发展是有效的。一些忽然崛起的城市、城镇，是因为得到了外力，首先在一个较小的地方加大投入，使其发展起来，然后带动较大区域的发展。所以说，增长极是培育起来的，不是自然成长起来的。
从增长极理论到增长极战略，是一个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实施增长极战略。八十年代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都离香港不远，但只有深圳成为一个人口超过千万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什么？就是经济要素的流动有方向性。九十年代初国家开放开发的重点是浦东和海南，浦东的效果更好，整个长三角也得到了发展。
增长极有三大效应，一是世人瞩目的焦点，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吸引投资者；二是人才聚集的高地，三是要素流动的洼地。
肖金成说：增长极是培育起来的，中央政府要拿钱，地方政府也要拿钱，修基础设施，搞“七通一平”。政府不拿钱，就挂个牌子，是没有什么用的。现在我国有十九个国家级新区，发的牌子够多，但不能只热衷于“抢帽子”要“牌子”，“牌子”本质上意味着投入，要投入几十亿几百亿去打造它，把基础设施搞得很完善，然后企业就来了。增长极是要素流动的洼地，企业到那里去投资，一定是政府把基础设施搞好了、把前期工作都做了，而且再加上政策优惠和服务到位，企业就会蜂拥而来。
关于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上世纪50年代，梁思成、陈占祥先生曾提过“梁陈方案”：把中央行政中心和所有的新建设放到西面，把老城完整地保护起来，新旧之间没有太大的矛盾。但这个方案没被采纳。从50年代到现在，北京城一直是单中心发展，“摊大饼”式的城市格局，带来很多城市病。
《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草案于近期对外公示并征求市民意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是编制该规划的主要单位之一。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会专家顾问王凯说：副中心的规划是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整个北京城有了一个结构性的调整。
作为全国第一个城市副中心的规划，王凯认为：它从规划理论和实践上探索了很多新东西，能够撬动我们原来单一中心“摊大饼”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在打破行政区划，与北三县（即河北省廊坊市的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和香河县）统一规划方面，做了很多尝试和探索，对于未来中国其他大城市及一些跨行政区域的统一规划，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以下为王凯近日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的主要观点：
打造“多中心、可步行”的城市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说，任何规划都不会是终极方案。现在，很多规划界的学者都认为，特大型城市的发展都会走向多中心。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肯定会减轻主城区压力，带动整个北京东部地区，乃至北京和河北地区协同发展。未来北京会走向多中心结构。比如，现在北京新机场的建设，肯定会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和相应的服务设施，也会成为一个一定规模的聚集点。
近日，有媒体发表《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其中，关于“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引发舆论一片抨击之声。先看一下这位专家的具体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
这位专家进一步指出，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生育基金采用现收现付制，即个人累计缴纳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于政府对其他家庭的生育补贴支付，不足部分再由国家财政补贴。
尽管这些年我们见过不少专家的雷人雷语，但是对于“设立生育基金”一事，还是觉得匪夷所思。原来征收社会抚养费就是一笔糊涂账，现在又盯住了老百姓的钱袋子，再说了，“别人生孩子，管我什么事？”
“设立生育基金”的荒谬说法无非是基于当前我们国家人口出生率的状况提出的，的确，“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并没有如有关专家预测的那样呈井喷之势，甚至不升反降。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甚至比原国家卫计委预计的2023.2万出生人口，还少了300万人。关于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吁，在舆论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讨论。
其实背后原因不难理解，一方面，现在人的生育观念早已发生转变，从前“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旧观念已经被大多数人抛弃；另一方面，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面临不小的生育压力——生孩子绝不止生出来这么简单，而是要“优育”，这样一来，就需要承担教育、医疗等一系列成本，很多年轻人在没有做好充分的经济、心理准备之前，宁愿选择不生。不久前，卫计委也坦诚地表示，经济负担重是消极生育的主要原因。
2018年的盛夏，北京住房租赁市场出现暴涨迹象。有人说：房地产调控按下葫芦起了瓢，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势头刚被遏制，一直相对温和平缓的房租市场又开始出现跳涨。
以涨幅比较明显的朝阳和海淀为例，朝阳区西大望路附近，月租金普遍涨了1000元左右；海淀中关村附近，一居室相较去年同期每月涨了1000元左右，两居室涨了2000元左右，三居室涨得更多。而受到去年年底大兴大火的影响，大兴和丰台也出现了明显的房租上涨趋势，大兴黄村兴华大街附近，涨幅30%~40%；丰台角门西地铁站附近，涨了500元左右。
房租的上涨让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直呼承受不住。有年轻人算了笔账，房租已经占到每月税后收入的30%，“如果房租占比上涨到不合理的地步，我就只能考虑往外搬，甚至离开北京。”
从一般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北京的这一波房租上涨首先就与租房市场的供求关系有关。拿北京来说，有机构测算，北京住房租赁人口约800万人，目前租赁房源量约为350万间，即使把亲友合租考虑进去，也面临着一定的租赁缺口。加上近两年住房租赁市场不断规范化，相关部门对城中村、地下室和群租空间的整治越来越规范化，住房供给相对减少，而租赁需求稳定甚至上升，供需关系就相对紧张。
另一方面，租赁机构化推升租金。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秘书长赵庆祥表示，北京已有超过15%的租赁住房由住房租赁企业运营，高租金长租公寓、青年公寓、白领公寓等租赁住房占比不断提升，租赁住房的结构性变化，也是造成租金上涨的原因。同时，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争抢房源哄抬房租，市场上出租房屋供小于求，经常会出现一套房源多家中介机构或住房租赁企业争抢的局面，往往是“价高者得”，在这种情况下，房租自然也就始终处于高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