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面临着30年未有之大变局，许多传统经验都不管用了。
对于飞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城市化的主旋律似乎是增长，除北上广深外，一些调研报告和新闻报道把成都、杭州、重庆、武汉等15座二线城市晋级成“新一线城市”；但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是：有些城市正在收缩，东北地区收缩城市已经连成了带状。扩张与收缩并存，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独特现象。
当我们把飞涨的房价、节假日拥挤的景区、公共系统不堪重负的“大城市病”等等，归罪于中国人太多时。经济学家马光远却对人口增长的下降趋势忧心仲仲：2017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比国家卫计委在全面两孩子政策实施之初最低预测少了整整200万，比日本的出生率还低。
部分专家甚至推测，到2100年，中国人口消失一半。关于“中国人口形势雪崩”的网文，今年1月一度成为热搜。这些观点是否浮夸，尚有待论证和实践检验。但在当前中国城镇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如果人口生育率持续过低，的确可能导致人口红利提前终结，并带来老龄化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21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2017年初武汉打响“抢人第一枪”，目标是留住150多万在校大学生，避免他们毕业后“孔雀东南飞”，并通过打“校友亲情牌”向海内外广纳英才。很快各地纷纷出台各类优惠政策，开启“抢人模式”：天津有“海河英才”计划，海南有“百万人才进海南”新政，西安放宽投靠直系亲属限制，石家庄、长春、郑州、合肥、长沙等多地还发布了购房补贴政策。这一轮人才“军备竞赛”中，降低落户门槛成为各市人才引进政策的普遍特点。
“抢人新政”促进一些城市常住人口大幅增长，例如杭州2017年常住人口增长了28万，几乎等于2011-2015年的总和；西安仅2018年3个多月增加30万人，而天津更戏剧性，一天有30万人竞相落户……
本轮抢人大战的背后，与中国当前面临的城市化新阶段休戚相关：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伴随的局部收缩现象近几年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大数据调查显示：2007～2016年间，中国有84座城市出现了“收缩”，东北地区收缩城市已经连成了带状。
国家发改委城镇中心智库副理事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顾问乔润令近日指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相当多的城镇在收缩：“十年间有一万多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口密度在下降，不仅有大量的‘空心村’，现在又出现了大量的空心街道办和城市了。大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整体上在向东南部压缩。城市收缩现象的被发现，对我们认识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分化，特别是房地产的起伏、土地的再利用都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铁锈带”与“白人群飞”现象
国际上城市收缩现象的研究始于德国，1988年德国学者Häußermann和Siebel首先提出“城市收缩”一词，用来描述城市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人口大量流失现象。最著名的收缩城市群在美国的铁锈地带（Rust Belt）。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美国中西部因为水运便利、矿产丰富，成为重工业中心，钢铁、玻璃、化工、伐木、采矿、铁路等行业发达。匹兹堡、芝加哥、底特律等工业城市也一度空前繁荣。自从美国步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之后，这些地区的重工业纷纷衰败。很多工厂被废弃，厂房机器渐渐布满了铁锈，因此被称为铁锈地带，简称锈带。
如今“铁锈地带”已经泛指工业衰退地区。德国政府资助项目Shrinking Cities证实：全球范围内人口超过100万的450个城市地区，总体上失去了原来人口的十分之一。
论原因，首先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老工业基地集中反映了聚集经济的缺点，比如土地和劳动力的高成本和新增业务空间的缺乏。同时，技术创新也使得企业越来越自由，交通和资源对区位的影响力下降，越来越多的企业搬出了老工业基地。这些大规模的经济结构改变，造成了欧洲地区的“去工业化”，美国的“锈带”也属于这一情况。
在一些城市悄然出现收缩现象的同时，19个国家级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正在形成新的增长极。今年有报告评出了成都、杭州、重庆、武汉等15座二线城市锐意晋级“新一线城市”。在“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刘易斯拐点”是否提前到来的争论中，考虑到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不容乐观，这些新一线城市希望在未来的城市竞争中获得足够的人口红利空间。
国家中心城市和“新一线城市”之争
关于对中国城市一二三线的划分，《城市化》杂志记者向多位专家学者求证，得到的回答是源于民间，并非官方说法。学者马光远说：“把中国城市分成一线二线始于何时，采用什么标准，是谁提出来的，居然是个谜。”
而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把城市划分成一、二、三、四……线，这种通俗划分法，逐渐深入人心，被很多人看作房地产投资的参照系。
早在15年前，记者曾经从一些4A广告公司处了解到：很多国际品牌的广告投放数量和额度，根据各城市的商业繁荣程度和消费水平来区别对待。比如北上广是一线城市，是跨国品牌的广告重点投放区；杭州、天津等次繁荣地区，被列为二线投放城市；而中部城市当时发展速度落后于沿海地区，于是跨国品牌投放广告时，一度把部分中部省会城市与拉萨等划入四线甚至五线地区。
武汉房地产近三年一直呈牛市，有的中介还“开创”了买楼要交几万甚至数十万“茶水费”的奇葩做法。在“新一线”城市中，武汉最早开始“抢人行动”，但记者调研中发现，大多数武汉人并没有把房价上涨归罪于“抢人新政”；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武汉楼市此前一直被低估，眼下的上涨是回归正常价值。
作为高考大省的湖北，武汉户口显然不能吸引“高考移民”，在升学上的附加值，远不及天津等城市。武汉要抢人，或者说武汉户口的价值，在于人才能够找到自身的发展空间，即通常所说的“感情留人、事业留人”。
于“辛亥首义之城”武汉而言，2017是改革力度空前的一年，多项改革创新在全国产生示范效应：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计划”、“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开展“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改革，创设招才局、网上群众工作部”……
这一年间，武汉用创新和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招揽人才。2017年武汉市GDP增长8%，五年以来首次高于湖北省增长速度，这与武汉大力实施的“人才计划”不无关联。
一个城市的光荣和梦想
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清末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在武汉大兴“洋务运动”，“汉阳造”武器是中国近代工业第一品牌；作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城”，“武昌起义”城头一声炮响，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三镇之一的汉口，是近代著名的对外通商口岸，20世纪初，对外贸易额仅次于上海、位列全国第二；新中国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武汉也是中国八个重点建设城市之一……
正式成为“新西安人”四个月后，向华（化名）坐在长安区新家的阳台上，回忆起今年春节前后迁户口的火爆场景，仍然感觉恍如一梦。2月初的户籍大厅内人潮涌动，驱散了冬天的寒意，那是西安落户风暴的高峰期，日落户量超过300人，后来甚至达到8000人。
她对《城市化》杂志记者说：“刚才给你发了两篇关于西安落户和抢房的消息，写得挺夸张。但事实上就是挺夸张的。这些我都经历过。”
放宽落户政策被普遍认为是西安在这一轮地方人才争夺战中的一招妙棋。2017年春天，西安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吸引人才放宽我市部分户籍准入条件的意见》，规定西安对全日制普通大中专院校学生集体户口放开，降低技能人才、投资纳税人的落户条件。
这个人才新规，不论在学历、年龄，还是在居住年限等办理条件上，相比于同一人才竞争场上的武汉、重庆、成都，西安市门槛更低且更平易近人，一时风头无两。
此后的改革，一方面继续降低户籍准入门槛，另一方面不断简化落户手续。落户政策一年半以来多次变化，“史上最宽松”不断被刷新下限，前所未有。
“那几个月像按了快进键，政策一下子放得很开”
向华2000年毕业于河北某大学美术专业，她和班上男同学喜结良缘，一起到北京打拼。生了女儿之后，她辞了公司的美术设计工作，在网上接一些设计活，成为SOHO一族兼半全职妈妈。她先生在一家设计公司当讲师。
湖南省会长沙在本轮抢人大战中，没有争先，也并不落后。这个有着独到魅力的中部城市，以自己的节奏在吸纳人才。长沙别具一格之处在于：省委党报的社论连续痛批楼市乱象，长沙市政府铁腕稳定房价。湖南官方声音认为：长沙房价高企的根源症结，并不是供需矛盾，而是炒房投机行为作祟。并强调：政府有能力稳住房产市场价格。
长沙史上最严厉的“6•25”楼市新政
6月19日，《湖南日报》大篇幅批评长沙楼市乱象，称其“调控政策前后不一，强化看涨预期”。然后又连发四篇社论强调：“如今，房价高居不下、市场投机盛行，老百姓不高兴、不赞成、不答应。这就说明，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工作有不到位的地方，离群众的要求还相距较远。”
该报将此现象类比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些不法资本家试图通过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挑战新生的人民政权”。
据了解，湖南省委某主要领导此前曾亲自暗访长沙楼市，对不少乱象颇为震惊、震怒，严令整顿。于是省委机关报强势发声。
6月25日，长沙市政府在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通气会上定调：“当前长沙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主要矛盾不是供需矛盾，而是炒房与反炒房的重大斗争。”当天，长沙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被业内人士称为全国最严厉的“6•25”楼市新政。
围棋讲究先手和后手。在“抢人大战”中，武汉、杭州等城市占了先机，但天津作为紧邻京畿的直辖市，迟迟按兵不动，却以潜龙出谷、一泻汪洋的磅礴之势，凭籍后发制人之举，几天之内超过百万人申请落户津门，创造了城市抢人大战的高潮。
最近一年来，陆续有35座大城市放宽了引进人才的限制，但没有一座城市像天津这样火爆。即使是抢人大战中一路领先的西安，也不过是在今年前 4 个月内完成了 30 万人的落户。
有人说，天津市政府可能低估了自己的户口含金量；也有人说，“5•16”新政之后，天津不断给落户政策打补丁，此举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但有学者认为：天津此举，表面上露怯示拙，却表达了天津对人口增长和人才的饥渴。天津的做法，有故意“卖傻”之嫌，却和“千金市骨”的典故，以及脑白金、俄罗斯世界杯中“洗脑”广告（招人烦却让人印象深刻），有异曲同工之妙。
“天津是可以兼顾灵魂和肉体的城市”
阿里巴巴北京公司的程序员大江，和妻子年薪加起来逾50万，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不能买车也不能买房，为了刚出生的孩子将来能够上好学校，去年底专门找掮客，花了6万元中介费，上了天津户口，并在天津买了学区房。
让大江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天津户口彻底放开。
2018年5月16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上，副市长孙文魁宣布，五类人才可以落户天津。其中40 岁以下的本科、45岁以下的硕士、任意年龄的博士，只凭身份证、学历学位证，就可以直接办理落户。
近一年多来席卷全国的“抢人大战”，说明各地开始真正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是对以往“重物轻人”型城市发展观念的调整。
长期来看，人才争夺战引发的“鲶鱼效应”会倒逼各地重视人才，有利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但从近期来看，要警惕“抢人大战”的负面溢出效应，对地方引才引智进行规范和引导，并对国家重大战略的人才配置进行有度的宏观调控。
一是简单粗放地引人政策波及房地产市场，抵消国家房地产调控成效。过于宽松的落户政策，也给购房者甚至炒房者带来了便利，实际上变相给本地房地产调控松绑，“抢人大战”在部分城市变成了“抢房大战”，推动了本地房价上涨，住建部近期已约谈了12个城市。
二是政策过于同质化，出现引才引智的零效益。目前各大城市发布的政策大都包含着简化落户手续、提供补贴、对创业者提供资金补助等条件，补贴期结束后，如果相关城市没有产生长久持续竞争力，可能会导致人才“逃回北上广”的等回流现象。
三是政策频繁“打补丁”，诱发政府的信任危机，给地方城市打上了“朝令夕改”的“不靠谱”烙印。尤其是相当多不符合最终政策要求的先来者，却已经拿到了准迁证，这种人为造成的政策不连续、不严肃、不公平境况，后续政策即便调整也无法弥补。
四是“抢人大战”滋生“户口空挂”问题，增加城市社会治理难度，易诱发包括“高考移民”在内的一系列敏感问题。无论是人在户不在，还是户在人不在，“户口空挂”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规划、配置、使用等方面都会造成误导性错配。
2016年全国楼市迎史上最严调控以来，热点城市集体降温，去投资化趋势明显。然而，仅隔一年后，2018年楼市爆发，万人抢房的疯狂再次席卷而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1-6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高达7.7亿平米，同比增长3.3%，销售额高达6.69万亿，增长13.2%，均刷新了历史同期记录。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5.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9.7%。其中，住宅投资3.899万亿元，增长13.6%，住宅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70.2%。
数据的背后，是不少城市出现万人排队抢房的现象，掀起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各地开始密集调控，住建部等七部门也在京、沪等30个城市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
为何“抢房大战”在各地上演？“抢人大战”和“抢房大战”有什么关系？《城市化》杂志荟萃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荣誉顾问樊纲、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顾云昌的观点，进行深度解读。
《城市化》：为什么“抢房大战”又上演？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房价的上涨？
樊纲：从经济学的原理来看，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暴涨一定是供小于求。大城市的房价之所以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大城市，住房的需求更大而供给不足。
顾云昌：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与国家总体的货币发行量相关。中国的房价普遍比较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几年货币量增加了很多。
我们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房价上涨，“豆你玩”、“蒜你狠”说的是绿豆和大蒜农作物的价格上涨，但是农作物吸收货币的能力是有限的，某种程度上，房价吸收了大量的货币、铆住了超发的货币，促进了物价的平稳。
现在国家一直在控制货币量，比如M2由原来15%、16%，甚至20%的增长，到现在8%左右的增长。货币总量控制住了，再加上控制炒作，总体上中国的房价不可能出现失控，但是不排除个别省市的泡沫破裂。
另外，在美国等许多国家，房地产不是由住宅部门、国家政府管理调配的，而是美联储、银行在调控市场。但是我们国家住建部现在承担调控的任务，采取了行政手段来调控，而金融手段是由银行在掌握，土地也是土地部门管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综合的权威部门来统一调控楼市，效果可能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