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大陆人口13.8亿人，仍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缺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京沪祭出的“赶人”政策，似乎也在印证着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一场前所未有的“抢人大战”却正在中国大地上展开：2月，多地再现“用工荒”，各地使出浑身解数吸引人才；近期，武汉、长沙、成都、济南等多个省会城市或重点城市打响“抢人大战”，送户口、送钱、甚至送房等堪称大手笔的抢人政策，高调激烈。

　　城市之间赶人与抢人的背后折射了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哪些深层次原因？“抢人大战”因何而起？在绝大多数各级政府仍然把人看成负担，而不是城市发展动力的今天，限制人口规模的思想遍布各种公共政策的制定。人口，是资源还是负担？

　　2014年以后，北京、上海相继收紧了赋予非户籍常住人口的权利或福利，采用以学控人(通过限制接受教育来控制外来人口)、以房控人等手段控制外来人口。北京昌平等区进一步将目标明确为降低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例，上海逐年提高外来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门槛。

　　数据显示，2015年末，上海常住外来人口数减少14.77万人，是上海15年来首次出现常住外来人口负增长的情况。2016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减少15.1万，是18年来首次减少。专家认为，外来常住人口减少说明北京、上海人口调控政策取得了成效。此外，2016年，北京、上海相继提出2020年人口控制总量分别是2200万人、2500万人。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李君甫表示，由于今年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力度很大，常住人口减少有可能在今年发生。

　　京沪在淡定“赶人”，深圳及二线城市却在积极抢人。

　　根据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城市研究报告，人口吸引力城市排名前十的城市是：深圳、北京、广州、上海、东莞、重庆、苏州、成都、杭州、郑州。

　　其中，深圳的户籍人口增长最为迅猛。根据深圳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统计公报”，截至2015年末，深圳的户籍人口是355万，但2016年达到了404.8万人。也就是说，2016年深圳增加了接近50万户籍人口，增幅达到了惊人的14%！这一现象也被认为是展示了中国城镇化的奇观：一个特大城市，一年就可以吸干一个50万中等城市的全部人口！

　　对此，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李津逵的解释是：对于广大非户籍人口的“低福利”条件，人们竟然甘愿接受，不符合寻常的道理。他们看重深圳的是什么？是深圳给每一个前来者以公平对待和选择自由，他们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打拼出一个新的前途。而当这样的人口组成了一个近两千万人的超大城市，就更加公平和自由，什么人间奇迹不可能发生？

　　从古至今，人的流动性活动一直在发生。古有人类“逐水草而居”，后有“闯关东”洪流，今天更不缺“逐梦而居，逐利而动”的人。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人口流动已经逐渐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国家卫计委预计，到2030年中国流动人口将逾3亿。在大规模人口流动的背后，则是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家统计局报告也表明，经济是造成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

　　以北京为例，尽管北京在疏解人口方面采取了地铁涨价、清理群租房、非京籍入学条件收紧、北京高校毕业落户标准越来越高，大型批发市场搬迁、整治“穿墙打洞”等等一系列举措，然而一群又一群的外地人还是前仆后继地来到北京就业，赶都赶不走。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这儿能挣到钱，回到老家挣不到那么多。

　　一组数据显示，北京常住外来人口65.7%来自河北、河南、山东、安徽、黑龙江、湖北和四川。

　　主要来源地人均GDP普遍低于北京人均GDP，其中河北、河南只有北京的不到三四成，差距最小的山东达到北京的六成左右。

　　主要来源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达不到北京的一半水平，河北、河南只有不到三四成。这巨大的收入差距说明了为什么北京对于外来人口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北京与外来人口来源地在高新技术产业就业机会上的差距同样较大。

　　北京15026家高新企业为138.5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主要外来人口来源地中，河北省会石家庄和河南省会郑州均处于绝对劣势。

　　在人均储蓄余额的比较当中，北京人的年储蓄余额为17.8万元，而石家庄和郑州，分别只有北京的27%和40%，虽然北京消费水平非常高，然而北京还是最存得了攒得到钱的城市。

　　以上数据也是这个城市“蚁族”、“鼠族”、“井底人”存在的最好注解。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史表明，人口大规模流动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一个处于城市化快速增长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70%）的国家，人们在较多就业机会、良好生活预期、先进城市文明等因素的引导下，会“用脚投票”，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城乡之间大规模流动，从而促使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城市社会，完成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2016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7.35%，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增长时期，大量的流动人口推动了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加快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乡要素流动，受传统思维及户籍制度等的制约，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涵盖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统一规划，造成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流人城市人口的融入困难，也对城市管理带来了各方面的挑战。大城市病是因为人口太多造成的这一想法，直接导致大城市出台控制人口规模的公共政策。　

　　一个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是有限的，人口集聚增加了城市治理的难度，产生了“城市病”，如交通拥堵、治安混乱、公共服务供给短缺、空气污染、环境恶化等，以及城市规模太大带来对社会稳定的挑战。这些压力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较为排斥大城市人口进一步集聚。这是2013年末以来分类管理城市规模、“有序”城镇化的背景。2014年，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严格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鼓励人们向中小城镇转移。对于京沪一线城市“赶人”政策，赞成者如是说。

　　反对者认为，水资源、土地供应、交通环境等客观因素的紧张可以通过技术与管理得到改善，以资源和环境来计算人口承载极限，往往经不起推敲。“大城市病”的确日益突出，但人口太多只是替罪羊。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直言城市承载力是个伪命题。当大城市在资源供给、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恰恰因为政府部门当初对于人口增长的趋势缺乏科学判断造成，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增加城市的资源供给、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而这些短时期内不可能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