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单位：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

　　承办单位：《城市化》杂志社

　　协办单位：《景观设计学》编辑部

　　时　　间：2017年9月28日

　　地　　点：北大科技园

　　媒体支持：《城市化》杂志、城市化网、中新社、《光明日报》、新浪网、《景观设计学》杂志

　　9月28日，由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办、《城市化》杂志承办、《景观设计学》杂志协办的第三十一期城市化“茶话”在北大科技园召开。城市化和建筑领域的多位领导、专家和学者参加了会议，对“建筑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展开解读。

　　本期“茶话”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全国委员会委员、纽约地标保护委员会委员埃迪·沙米尔－巴隆（ADI SHAMIR-BARON）主讲，住建部原总经济师、住建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城市化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李秉仁作总结。

　　本期“茶话”由城市化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城市化》杂志社社长蔡义鸿主持，城市化委员会副秘书长、《城市化》杂志社副社长顾晴，城市化委员会副秘书长刘洋，《景观设计学》杂志编辑部主任佘依爽、活动总监周明波等出席。中新社、《光明日报》、《城市化》杂志、城市化网、新浪网、《景观设计学》杂志等多家媒体支持了本次活动。

　　相对于北京的杰出历史和文化遗产而言，纽约虽然有很多地标建筑，却是比较新的城市，有点相形见绌。

　　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纽约市地标保护委员会。它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保护机构，负责保护纽约市在建筑、历史、文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建筑和景观 。保护方式是赋予建筑和景观以地标或者是历史街区的身份，并且对它们进行监管。

　　纽约地标保护委员会由市长任命的11名委员组成，同时下面有70名各类型的专家支持。这11位委员需要 由市政府委员会行投票任命。不过他们的工作与政治并无关系。11名委员除了纽约各大地区的代表，还有不同专业领域的代表，比如建筑、房地产专业、大学、法律界等；70名专家包括历史保护专家、研究人员、建筑师、历史学家、律师、考古学家、普通居民等。

　　纽约一共有36000个城市地标，大部分都位于纽约五大区的扩展区和141个历史区，受保护的对象包括1398个单体建筑地标，以及119个室内地标，还有10个风景类地标。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委员会的地标认定工作每年、每天都在持续做，也就是说，随时都可能有新的城市加入这个名录中。

　　圆明园于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烧了，要不要重建圆明园是一个持续了多年的争论。

　　1999年6月，关于重建圆明园的讨论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当时我是建筑学院院长、东道主。几乎所有与会人员一边倒地支持重建，而我当场表示反对。东道主的反对意见一提出来，立即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后来我将此意见整理后在《建筑学报》发表。

　　但是每隔一些年，总有人呼吁要重建。几年前，部分专家在清华大学召开了一次关于数字圆明园的会议，用计算机模拟重建圆明园。其中参加会议的一位专家表示应把圆明园重建起来，当时我也应邀参加会议，听到这一表态后，我当即表示反对。我认为不能在圆明园遗址上重建圆明园，有七条理由：

　　第一，圆明园遗址记录着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这一历史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要超过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个圆明园。其实大家都明白，争论的焦点是“保护遗址”还是“重建”来反映这一历史。

　　第二，圆明园遗址是文物，但是其文物价值不在于它是历史上一代名园的遗址，而是记录着英法联军罪行的被焚毁的遗址。如果重建圆明园，势必毁坏掉和覆盖原来的遗址。

　　第三，当今世界上对文物建筑的保护，是主张保持原物的现状，而不是重修重建。文物建筑的文化、历史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当初是什么样子，也包括它经历的历史沧桑，不仅有起点，还包括过程。所以，埃及的狮身人面像的鼻子被拿破仑的大炮轰掉了，它记录了这个过程，有必要重修吗？没有。对于古罗马废墟，有必要再建一个罗马城来重现辉煌吗？没有。

　　第四，从美学价值上来看，经历了重大历史变故的遗址，给人一种苍凉之感，一种静默的凭吊感，一种沉重的历史感，这也是一种美学的意境和价值。面对着残垣断壁令人浮想联翩。遗址留下了很大的让人想象的空间。所以从美学上讲，留下空间允许让人想象要比一览无余的直白有时候更好。例如在卢浮宫展览的维纳斯，手臂没有了。当初这个雕像肯定有，但是发掘出来没有。用现在的计算机技术我们可以做成千上百个手臂的模样，但不会有一个可以让大家我们满意的，因为它缺失的手臂让每一个参观的人有自己的想象余地。

　秦佑国：理想与现实下建筑师的情怀和无奈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城市化委员会专家顾问

　　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的建筑师大都有乌托邦的精神，他们美好的理想是能为普通的老百姓、能为公众做一些事情。虽然现实严酷，但坚持就是胜利。

　　让我们先看一些历史图片：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之时，烟囱冒着浓烟，工人的住房很简陋，污水明沟排放；伦敦的贫民窟拥挤，没有阳光。

　　印象派画家莫奈1903年画的《晴天下的滑铁卢大桥》这幅作品，蒙胧的景色实际上是雾霾天气，远处的大烟囱正在冒烟，点彩派画家修拉画的《阿涅尔河岸的浴者》也有大烟囱冒烟。一般我们欣赏画时不注意，以为是印象派画的蒙胧风格，但是如果对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实际照片，我们就能明白。

　　所以到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现代主义建筑”就强调充足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图中这些现代主义建筑就是为了满足这些要求。让普通民众也能有良好的居住条件，成为建筑师的理想，就是乌托邦精神。

　　二战后，法国建设了一座马赛公寓，它的设计者勒·柯布西埃就是一个有乌托邦思想的建筑师。当时法国战后重建部部长邀请他设计一座由政府拨款建设的供平民居住的大型公寓。

　　柯布西埃以“理想居住单元”的理念，很费心思地设计了23种不同的户型，从单身住户到8个孩子的家庭，共337户，可供1600人居住。在第7、第8层布置商店和公用设施，幼儿园和托儿所设在顶层。屋顶上设有儿童游戏场、游泳池、健身房和200米长的跑道。

　　马赛公寓在决策、设计和建成使用过程中都存在过争议。我1999年去参观，显得破败，没有什么人进出，居住的是穷人和老人，其间的商店都关门歇业。但无论从建筑还是从社会来看，留给历史的都是一个杰出的尝试。

　　我曾在地摊上买到一本美国中学的教科书《Cities and Suburbs》 ，里面提到了印度的昌迪加尔。当年印度总理尼赫鲁邀请勒·柯布西埃规划设计昌迪加尔新城。教科书里写道：“因为印度夏季炎热，所以建筑师在设计住宅时，在外墙上留了一些洞，这样可以使空气流动起来。但是这样一来，路上的人可以听到室内住户的谈话。于是昌迪加尔人生气了，把外墙上这些洞堵上了。书中发问，为什么昌迪加尔人生气了？为什么建筑师的理念没有得到很好的反应？从这个故事中你对城市规划学到了什么？”

　　2011年始，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农业人口，新的城镇化运动可能带来诸多的问题，也可能成为建立城市理想之乡的契机。塑造并倡导具有交通畅达的人口密度、有活力的公共场所、有特色的开放空间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的新兴城市街区，以加速稳定可持续的城市增长需求并且使得城市及其居民可以与自然邻里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关注建筑与城市的相融关系与发展的弹性，为街区、城市及整个区域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平台，是设计的重要前提。

　　建筑连接着人类与环境，建筑、环境和人之间是一种循环的关系。建筑依赖于环境，人也依赖于环境，最后延展而融为一体，这是一个承载着人的多样需求的建筑存在于环境之中的必要条件。每座建筑都是为实现特定功能，在特定的社会，特定的场所建造起来。而每个建筑所处的场所是需要环境中的人去体验、观察和塑造的。一个合适的边界区域将建筑物与它所处的环境连接起来，靠忽略环境因素或与所在环境相互冲突醒目的建筑物不都是或最终不一定是成功的。建筑绝对不是无序的、杂乱的个体，而是从属于一个街区，一个区域的格局，从属于一个城市、一个社会的文化背影之中。

　　布拉格面积496平方公里，因5个多世纪建筑遗产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城市肌理在严整而有效的保护下与现代城市生活相融，新的建筑物仍然有着充满活力的表情和弹性的跳跃。北京在元大都时期区域面积为50平方公里，是它的十分之一。今天看来，我们早年对元大都整体的保护并不是特别理想，城市中一个区域的协调性的保护非常重要。

　　北京大学是近4平方公里大的一个片区，明年就120周年了。现在的北大实际上是美国亨利·墨菲设计的燕京大学旧址。上世纪五十年代院系调整，北大校园进行了大规模建设，到了七八十年代开始兴建图书馆、理科楼群等。二十一世纪前后十余年内，北大新建了图书馆、百周年纪念讲堂等项目，校园建筑达到了历史上的又一个高潮。在土地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既有校园特别是老校园的有机更新，已是迫在眉睫。所以我很欣赏埃迪·沙米尔－巴隆的观点：文物保护真正的意义在于保护某一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的建筑。

　　我在曼哈顿最南端的时候，当地的的朋友指着路肩石告诉我纽约就是在这种石头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和哈德逊河畔看到的巨石是同一种石头。当时他还带我去中央车站参观火车站的外观、内饰，并且建议一定要在能够俯看售票厅的咖啡馆喝一杯。对方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景观或者城市规划设计师，他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市民。我在美国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我就很奇怪，是谁把这些事情教给他们的，让他们对自己的城市如此熟悉，就像是自己家的一部分？我想这就是埃迪·沙米尔－巴隆他们所做的工作。

　　我也拜访过埃迪·沙米尔－巴隆所在的机构，我去的时候很凑巧，他们正在讨论纽约公立图书馆提名为室内地标的议题，半个月之后这个提名通过了。我在太原遇到了同样的事情：一座在民国时期建成的图书馆阅览室被拆掉了，得知信息后我去了解情况，被告知这叫拆除性修复——夷为平地，还称之为“修复”。

　　所以这个话题对记者来说，相对比较敏感，我特别希望能够找一个场合谈一谈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用几个小的例子讲一下老商业街的价值。

　　太原钟楼街得名于钟楼，钟楼建于明代，1920年被拆除，当时钟楼街还比较繁华。新中国成立以后，它依然是很重要的商业街。但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周边开始建一些购物中心，小店铺无法与新型商业形态竞争，这个地方开始衰败了。如今这座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已经被花里忽哨的门面遮挡，外表很难再看出它是一个外形很好看的建筑。整条街上最热闹的店铺大多是一元店或者是临时的小吃摊位，档次非常低。

　　钟楼街对太原人有多重要呢？从小道消息可以判断出来：本世纪起就有过四次关于钟楼街要改造的消息，有完全官方的，也有半官方的。实际上，我们能看到有关钟楼街的正式规划就有三次。政府曾于2015年辟谣，表示不拆除钟楼街，但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要改造。当我到达那里时，却还有人出售商铺，并表示不会拆除。但是拆与不拆，至今我们不得而知。

　　2015年开始，5年内太原市要有170个城中村改造全部完成。这就意味着这些村子目前的形态将会基本消失，而且没有得到很好的记录。我们之前曾参关注过一些老剧院，但是最后选择了钟楼街，因为它对市民来说记忆非常深刻，是一个充满了美好情感的场域。

　　我认为建筑应该分为两大功能：外在功能和内在功能。外在功能主要是观赏功能，它要具有一定的观赏性。观赏功能的核心意义是设计者和城市或者是本单位的语言符号，所以任何一个建筑的外观都是一种语言或者是诉求的表达。外在的观赏功能，我认为应该是以城市的功能定位为主导。内在的功能是使用功能。

　　城市建筑规划和市民应该是双向选择的关系。设立城市的最初规划，也就是初心，决定了城市的核心功能，同时决定了城市应该服务的主流人群，所以主城区的外在建筑风格和内在实际应用功能都应该围绕这一主题来定制和规划，就城市本身而言，都具有自动的调节功能。所以，我认为，城市建筑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应该抓大放小、从主到次。例如文化名城、古都名城、商业名城等，新城市规划设计要符合核心功能，老城市的改造同样也要符合这个思想。新城市的确立是在选择新市民的进入，就像雄安新区，老城市的改造促使不适合的市民的新生。比如现在北京老城要有一些改造，居民置换，实际上这是市民自己的选择。

　　我认为人类的进化和进步的历程，没有一次不是在迁徙的过程中完成的。随着建筑水平的提高和生存手段的多样化，人们从山上搬到了半山、半平原，再从半山、半平原搬到了平原，最后从田野搬到了城市。文化和文明程度也在一次次搬迁中得到不断的完善和提高，最后演变成人们远离大自然，也导致了市民对人造自然也就是城市功能的过度依赖。所以说，建筑设计要跟城市的功能相匹配。

　　仿自然生态的城市建筑是市民宜居的理想住宅，所以人们的欲望是矛盾的：既要享受城市快捷、高品质的生活，又追求自然环境的超脱与安逸。这就给城市设计师和规划师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我认为理想的住宅应该有这几个基本要素：光、风和结构布局。

　　足够的自然光，也就是天光。天光分为日光、月光和星光，这是判断住宅建筑的重要标准。光线来源的方向，决定了住宅人群的生活规律和健康程度。早上东方光源充足，人们会肝胆气盛，容易早起；下午西方光源充足，会导致人们肺火旺，焦躁不安。西方有一句谚语做“阳光不到，医生就到”，所以，在设计住宅建筑的时候一定要把适合的方向充分考虑进去。

　　秦佑国：伦敦的很多建筑外面都脏了、黑了，所以在伦敦出现一个运动，将这些建筑洗白。纽约的建筑历史比较短，而中国有很多古老的建筑年久失修，比如油漆脱落等，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到底该不该维护？

　　埃迪·沙米尔－巴隆：事实上这个问题是长久以来的争议话题，也是我们一直在工作中会遇到很多争论和辩论的话题，而且从十九世纪以来，一直都有这样的争议。一些人认为，应该维持现状；而其他人认为应该把这些古迹修复，修复到当年的原貌。我个人的意见是不要清洗干净，不去管它。

　　韩林飞（北京交通大学建筑系主任、城市化委员会专家顾问）：纽约地标保护委员会是不是列有清单，把现代最新的建筑列入里面，等将来三十年期满之后，便于地标认定？

　　埃迪·沙米尔－巴隆：关于现代的建筑，事实上刚才在演讲当中某些建筑保护案例，就包括最近才被认定的现代建筑的例子。我们确实也在考虑会有一批现当代建筑将成为地标，比如有些建筑是比较新的，近期也考虑要认定为地标。但是对于新型的现代的建筑，在认定的时候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标准，现在纽约地标保护委员会的标准还不是很完备，所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士提供更多帮助。所以，答案是肯定的，我们需要考虑现代或者是后现代建筑的提名。

　　因为我自己是学现代建筑专业出身，每次委员会在讨论和辩论过程当中，我都会就现代建筑的保护提出自己的理念，让其他的委员也能够了解和更能理解现代建筑需要保护。我的博士研究领域就是巴基斯坦的建筑。对现代建筑的保护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议题。现在不仅要保护古迹，也要考虑当前的建筑在未来也成为古迹的时候应该怎样来保护。

　　佘依爽（《景观设计学》杂志编辑部主任）：通过太原的案例了解了中国的一些国情，那么在纽约建筑古迹自下而上的保护记忆里，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每一个人应怎样自下而上发挥对城市建设的情怀，把自己身边环境历史性传承下来？

　　埃迪·沙米尔－巴隆：纽约的法律和相关机构的设置，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市民或者说个人的推动，包括他们的抗议或者游行，今天也不可能存在上层结构。比如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宾州火车站事件以及公众的抗议，尤其是二十世纪早期的时候，激进的改革主义者在推动古迹保护方面的工作。

　　整个美国的历史进程从古迹保护的角度来讲，就是自下而上推动形成的，尤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个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现在最重要的是重新定义古迹保护要最关注哪一领域，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可实施性，以及古建筑新建筑之间的关系都是大家讨论的热点。但就纽约的古迹保护来讲，这些主题还没有真正融入进来。所以现在这些有积极思想的个人又开始进行游行，搞很多大型的活动，想要把这些理念融入到古迹保护里面。所以美国古迹保护完全是一种源于自下而上的推动。

　　今天我们讨论了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保护城市的问题。纽约的地标保护有法律保障，这对我们的历史建筑保护具有借鉴意义。至于圆明园问题，历史就是历史，现在的结果还是好的。

　　我们需要认识到，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回首我们走过的路，有很多成功的故事，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

　　对于大家提到的北京建筑，实事求是地说，有很多不好。最典型的就是国家大剧院的争论，多家专业机构就此发表文章，表明大家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非常想建立一个好的东西，既要继承传统文化，又要符合现代化的建设。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确实影响很大，但是我们最终留下来多少？我相信很少。我们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些问题，可能结果有差别，但是到今天，大家可能更趋向于一致。

　　中央批准的北京市总体规划方案要求禁止再拆北京老城，难度很大，也很复杂，但也表明，在城市化过程中，历史文化的保护包括文物建筑的保护非常重要。

　　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专家能继续关注城市化委员会的工作，贡献你们的聪明才智，把这件事情做好，即：在现代化建设中保护我们的历史文化、历史名城、名镇，也包括我们的建筑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