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第一个30年里，长沙县白手起家创办工业园区，将星沙这块昔日荒凉的丘岗山地，建设成湖南省重要的工业增长极，成为中国改革创新的典型地区。进入改革开放第二个30年，长沙县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不满足于片面追求经济指标增长的发展现状，而是面向未来努力探索和谐发展模式。以松雅湖退田还湖为起点，长沙县以建设多功能综合型城市为目标，从城市品质提升、功能调整、业态更新、社会重塑、体制创新等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在原有碎片化的单一功能区内，重新建立空间、产业、社会三个维度相互支撑的有机联系，探索出一条产城融合，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路径。
“湖南工业看长沙，长沙工业看星沙。”改革开放以来，长沙县从一片传统农业地区冲杀出来，一举成长为长株潭地区乃至整个湖南省工业化发展的先锋地区。2009年的国家级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部地区主要的先进制造业聚集区。拥有三一重工、山河智能、中联重科、远大空调等一批本土自主品牌的行业龙头企业，吸引了韩国LG、德国博世、美国康宝莱、可口可乐等25家世界500强企业，初步形成了工程机械、汽车制造、电子信息三大主导产业，以及新型材料、食品饮料、轻印包装等优势产业。“十一五”期间，长沙县依托长沙经开区的发展，实现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32.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厂房林立、机器轰鸣，为整个长沙乃至湖南的发展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动力。
傍晚的长沙经开区，大批员工涌出厂区，住在长沙市内的开走了小车，住在宿舍的坐上大巴，更多租住在周边的骑着各式摩托车、电瓶车消失在夜色中。空旷的厂区逐渐陷入沉寂，远处的拆迁安置区内开始有了人气。路边的排档和杂货店渐渐有了生意，卖菜的、卖五金的、卖衣服的小贩纷纷推着车挤到了路边。在这样一个拥有6万产业工人的国家级园区内没有一个影院、没有一家医院、没有一个超市、没有一个银行，面向普通人的公共服务就像世间珍宝，少之又少。
2009年的长沙县就是这样一个以园区为主、以制造为主、以工人为主的典型工业城市。随着产业园区的快速扩张，城市功能并没有随之增长，有限的公共服务鞭长莫及。生产的高速增长和生活的低质蔓延同时出现，收入水平的增高和幸福感的降低同时出现。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走向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但单纯的工业园区不等于城市，单一功能的工业城市是命运最堪忧的城市。从美国的底特律、匹茨堡到中国东北的工矿城市，都是前车之鉴。改革开放以来，以经开区、高新区、加工区为代表的众多产业功能区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区域。产业功能区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带动了区域经济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却带来了产业与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分割。30年来，上万个以生产为目的的单一功能区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成长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唯GDP的发展观使区域发展依赖产业投资，财政收入依赖土地经营。城市空间被大尺度分割，空间规划多注重宏观层面城市功能的综合，具体到生产、生活、服务则被规划为各相互独立的空间范围。在城市规模较小时这种组合有利于资源整合。但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仍用简单的功能区来限定大范围内产业和城市的发展，就显示出明显的负外部性。生产与生活间的时间交易成本大幅度增加，提高了城市发展的隐性成本。人与人的交往限定在局促单一的环境下，本应自然发育的城市功能由于缺乏交流的土壤而无法生存。
以大工业区形式和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产业发展强烈表现出产业对城市资源的挤压和掠夺，城市其他功能的生存空间被严重地侵占。企业仅仅将加工环节放在园区，功能单一导致空间规划单一，企业与企业之间高墙林立，没有大规模制造能力的新生企业和新兴产业难以吸引执政者的目光，在缺乏合理生存空间的条件下，产业的创新能力明显减弱。
体制的分割造成城市发展中最大的浪费。园区管理体制与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制约了公共服务的发展。开发区作为派出机构，通过划定区域内的政策供给，专注于促进产业发展，空间的封闭使开发区与地方行政将职能管理逐渐变为空间管理，形成画地为牢的两个区域。由于考核指标不同，园区内城市公共服务严重滞后，一代代农民工在世界五百强的顶级企业里挥洒着青春，但距离真正的城市生活却总是遥不可及。
1.最初的产城互动
古时，长沙县一直与今长沙市分分合合，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设立长沙市，正式实现市、县正式分治，迄今长沙市五一路以北区域基本属于长沙县范围内。因行政区划的不断调整，近百年的历史中长沙县一直处于有县无城的状态。
1990年长沙市编制总体规划时明确提出长沙县址东移，形成相对独立、完善配套的城市分区。长沙县在推进新城建设时就明确，有城无业不行，必须坚持产业先行、以产兴城。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长沙县在望新乡开始规划建设星沙开发区；1993年岁末长沙县城举行奠基礼；1994年星沙开发区升级为长沙经开区；1996年长沙县政府正式由市内的潘家坪迁至现址。
建设初期，长沙县遵循北居、南工模式，实现组团之间相互紧密连接。以南北干道连接北部的行政科研、中部的商住经贸和南部的工业园区；以东西干道贯穿公共绿地、办公商贸、休闲娱乐、科技研发四个片区；依托两条轴线取得绿色空间的有机联系；一至六区位于城市核心，居住的居民能够非常便捷地到达其他组团从事生活、生产活动。在1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既屏蔽了工业区对城市生活的干扰，又可以通过步行上下班。
经过十多年的高速成长，截至2009年，主城建成区范围内常住人口超过20万，全县年完成GDP 431亿元；经开区在全国最具投资潜力百强开发区中荣膺中部省份第一名。产城互动的发展模式促进了长沙县的高速发展，相对完整的城市框架初步形成。
2.产城分割困境初现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星沙也遇到了工业园区驱动型城市面临的共性问题——产城分割。主要表现在：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等主导产业发展迅速，制造功能区迅速扩大。原生活区与工厂区之间由五六百米迅速拉大至七八公里甚至更远的距离。主导产业竞争力还主要集中在制造环节，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较大，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2008年服务业比重21.9%，缺少多层次的居住、商业、休闲娱乐、餐饮等配套服务，品质不高。缺乏市民阶层，常住人口以高流动性为主，主城区内非户籍人口与户籍人口比值超过3:1，结构严重倒挂，发展根基不牢。
实现工业城市向多功能综合型的城市转变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长沙县在具体推动产城融合的过程中坚持分类指导，循序渐进，从城市品质、保障体制、规划调整，业态更新、社会重塑等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1.以松雅湖建设凝聚城市理想
建设一个杰出的城市，必须以共同的城市理想凝聚意志鼓舞人心。长沙县产城融合第一步就是要让习惯了乡村和园区建设的干部群众，真正意识到他们城市的未来是什么；要让县域外的人知道长沙县未来的梦想是什么。于是松雅湖的退耕还湖就成为整个长沙县转型发展的关键一步。
松雅湖项目按照“现代理念、人文情怀、世界眼光、国际水准”的要求，努力建成国内一流的城市生态湖泊，并通过对环湖区域的开发，打造一个现代高端服务业的核心聚集区。规划编制以国际招标的形式，集国际智慧描绘城市理想。建设施工从细节入手，开创城市环境品质新标高。项目运营坚持面向国际，寻求战略合作伙伴。松雅湖的建设，不仅有效改善了城市人居环境，提升了城市品质，而且进一步增强了县域发展后劲，极大提振了人们对星沙未来发展的信心。以此为标志，长沙县开始走上了一条从营造优秀的城市环境入手转变发展方式的“产城融合”之路。
2.行政体制改革率先破局
行政体制改革是破除产城分割重要的顶层设计。长沙经开区管委会是长沙市的派出机构，主要职责是发展经济，几万员工的公共服务仅有一个内设的社会事业局负责，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为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机关，无论职能还是人事都难以“接地气”，很难做到管理精细化，服务精准化。经开区只包括了原星沙镇的部分社区，在解决的基层公共问题，本来面对面的乡村和园区干部却变成了一定要经过镇、县才能达成最后的协商。国家级的开发区和乡镇级的公共配套格格不入，社会公共建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县、区、镇职权交叉、权责不清的管理体制已严重掣肘城市长远发展，客观上导致了行政资源浪费、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
产城融合，不是单纯解决城市扩张时空间和产业如何支撑的问题，而是要构筑一个由核心价值观引领，产业、空间和社会相互支撑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产城融合是为了什么? 这是问题的关键。长沙县的产城融合对此有清楚的表述，那就是“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城镇化发展不是单个目标的物理过程，而是多维度相互促进的结果。“人的融合”相对于空间多样性和产业多元化的塑造更加重要。新型城镇化的关键问题就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产城融合就是要让产业功能区变成具有足够吸引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新型城镇，也就是要塑造“近悦远来”的城市。在这样的过程中，劳动方式转变带来的生活方式转变贯穿整个城镇化发展过程，新的空间、新的产业不断涌现；外来人口进入、本地人口增长同时出现，新的社会结构在动态中逐渐形成。人的城镇化是产城融合的重要标准，能否形成“近悦远来”的社会生态是产城融合成功与否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