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这是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江苏省镇江市世业镇卫生院时提出的观点，如今已成为表述我国国家战略的一句流行语。“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健康进家庭”则成为一种公众的期待。
健康事业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是重大民生问题。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后进行了多次医疗体制改革，但“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还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无论是从全国层面看还是从区域层面看，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主要是由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城乡失调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除了制度设计与费用投入原因之外，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是关键因素，快速城镇化形成的人口迁徙则加剧了这一不合理因素。
伴随着我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一系列社会、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尤其是以北上广为代表的特大城市、省会城市深受城市病的困扰，所表现出的特征有：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贫困失业、住房紧张、健康危害、城市灾害、老龄化等。近年来以雾霾为代表的空气污染给我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管理和居民健康提出了新的挑战。
发达国家经历了城镇化发展的全过程，虽然在各自城镇化发展历程中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纵观发展的整个过程，都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即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城市群的形成、城市与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缩小、政府调控与市场引导相结合等，这些特征有利于卫生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合理化。
当然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城镇化进程加剧了环境污染，改变了健康的生活与工作方式，扩大了疾病传播范围，由此降低了居民健康状况、增加了卫生成本。WTO也指出，城镇化建设以及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会扩大因为空气、水污染等导致的医疗卫生服务支出，增加财政支出后这一问题仍无法解决。
城镇化对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影响一直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其中最著名的是“库兹涅茨假说”。该假说认为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初期，人均收入差距会迅速加大，经过较短时间稳定后，到后期会逐步缩小差距，呈现出“先恶化，后改进”的“倒Ｕ型”曲线。国外学者Henderson在研究城镇化建设中的制度设计与选择时发现，财政政策往往仅对一线城市具有较大倾向性，一线城市可以依据更大的财政自主权提供更优质的公共产品，但是对于二三线城市来说，会因为财力不足导致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较慢，其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亟待提高，这也是我国需要注意的地方。
英国城镇化是以乡村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前提，乡村工业促进了农业与工业的分工，反过来提高了农业的规模经营，这样的工业村庄不断演变为小城镇，从而推动城镇化进程。这样的发展过程，使得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缩小，卫生服务支付能力差别减小，卫生资源随着城镇化发展同步扩大并均衡配置。
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促进了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流动，从而使城镇人口急聚增加，直接加大了城镇的医疗需求，推动城镇医疗卫生资源的供给增加。杨希忠认为，受生活水平、伦理观念、健康意识等的影响，加上农村地区医疗水平不高、患者对基层医疗水平不信任等因素，使得患者的就医行为发生改变，小病大治、舍近求远，造成城市医院“车水马龙”，基层医院“门可罗雀”。 以北京为例，独特的医疗资源优势使得每天全国约有70万的患者进京看病，给这个原本就有2000多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增加了巨大的负担。
严酷的现实是，城市医院为了解决门诊与住院量激增问题，不断加大建设、扩张床位、引进人才，与此同时农村基层医院床位使用率不断下降、人才持续流失。随着近年我国医疗人事制度的改革，医学毕业生和医院实行双向选择，许多医学毕业生不愿意到基层就业，这些原因导致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失衡加剧。随着农业转移人口的加速市民化，未来城市将面临更为突出的医疗支出性风险。通过医改释放改革红利提高人民福祉，无疑是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务本选择。
目前政府公共医疗支出不足和分配不合理，导致推进中的医改面临着复杂的利益纠葛。以基本药物制度为例，尽管发改委等通过严控基本药物价格，以减轻居民负担，但由于大量对肿瘤等慢性病有效的药物不在基本药物目录内，导致了基本药物制度不仅未有效改善居民看病贵问题，反而增加了居民的自付水平。如2013年的医疗卫生改革提出在所有医疗机构提高基本药物用药量，但二三级医院的基本药物用药最高也仅50%，很难有效降低居民看病贵问题。尽管加大了对新农保参与者的大病报销比重，但因大量对慢性病有效的药物不在医保范围，导致患者实际需自付90%左右的真实医疗支出，因此额外的50%自费报销实际仅占患者真正自付费用的一小部分；退一步说即便患者所有自付费用都可通过大病医保报销一半，很多农民患者也支付不起另外一半费用，因为目前恶性肿瘤的平均治疗费用在15万元以上，这对农民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
而大量财政公共医疗支出用于公务员的公费医疗和医疗卫生基建等，不仅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性使用，即享受公费医疗的公务员和老干部，大量占用医院的床位等，而且增加了医院走出以药养医经营模式的难度，即由于政府公共医疗支出比重下降和分配不合理，卫生管理部门以允许医院以药养医，而换取医院对减少财政补贴的支持。而这种以药养医一方面扭曲了医疗市场价格，导致医生的医疗服务价格和医生收入低，而药价奇高，及医院不愿售卖基本药物，另一方面以药养医实际上蜕变成一种体制外补体制内的价格剪刀差，增加了居民的看病贵和看病难。
有学者表示，要有效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其前提是政府持续提高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并取消公务员和老干部的公费医疗待遇，把公务员和老干部纳入现行的医保体系，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以适应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
值得欣慰的是，2016年12月27日，国务院发布了《“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了到2020年需要完成的包括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分级诊疗模式逐步形成等19项目标，标志着“十三五”时期中国医改路线图正式出炉。
2015年马云说：“下一个能超过我的人，一定出现在健康产业里。”
有人会以为，健康产业是这么一下子火起来的。但冷静思考，这也是时势使然。在中国，与快速城镇化相伴的城市病及生态环境恶化给健康生活造成极大压力的现实，以及民众对健康重要性的认知度提升，正为蓬勃发展的健康管理和服务产业带来机遇。
大健康产业未来的蓝海在哪里？企业应该在哪里落子布局呢？传统产业和健康产业如何结合起来形成新模式？有业内人士认为，未来十年，我国健康产业的消费额将在目前的基础上以几何级增长，形成一个全球引人瞩目的市场。
狭义的健康产业范围仅仅涵盖医药产销及医疗服务直接相关的产业。
据国家食药监总局统计数据，截止2015年底，我国有药品生产企业5065家，是全球最大的原料药生产国和出口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制剂生产国，产品的97%为仿制药，药品同质化严重，低水平重复问题突出。
我国医疗领域的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医院，这其中又以公立医院为主。最好的医生又集中在最好的三甲医院。目前，一些医疗领域的民营企业热衷于收购医院。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吉满认为，未来最大的机遇是能否掌握优秀的医生资源，同时帮助公众找到适合的医生。
中医药产业已成为国家新经济增长点。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的中医药工业总产值已达7866亿元，占医药产业规模近1/3，中药大健康产业规模突破万亿，市场发展潜力巨大。随着人们的生活物质越来越好，人们对饮食更加讲究健康与科学，药膳有很大的创新空间。目前，中医药标准体系初步形成，标准数量达649项，中医药发展平均年增长率约为29%，中医药有西药无法替代的特点与功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让世界再次肯定中医药价值，中医药正在不断走向世界，遍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中医药事业推动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医药交流，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而广义的健康产业范围可以按照起始链条和流程去囊括，包括产业上游的生态农业、水净化、空气净化和清洁能源，中游的绿色食品加工生产及其交易平台（生鲜电商）、绿色餐饮，下游的移动医疗、养老地产、临终关怀及殡葬服务等等，而辅助互联网健康产业整个链条的还有人寿保险、与健康相关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等。
广义的健康产业里生态农业是最烧钱的，前期投入很大。比如柳传志的联想控股在佳沃农业投下了巨资，仍远远没有达到盈亏平衡点。但在互联网+的搅动下，绿色食品的加工及交易平台特别是生鲜电商和绿色餐饮，又更进一步与大众生活发生连接。
健康、完善的公共医疗配置体系，公平、有效、人性化的公共医疗服务，对整个社会而言，是实现质量导向型的“人的城镇化”的关键；对个体而言，无论出生在哪里，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它都是实现个体的“中国梦”的核心。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医疗资源配置需要以人为主体，尊重个性需求，更加全面地满足人的医疗需求，让医疗真正地为人而服务，促进人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