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是开放型经济和高科技产业的重要载体，是体制创新的产物。设立之初是为了在现行体制框架内，设置一心专注于产业发展的特殊功能区。任务清楚、目标明确、机制灵活，使开发区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创造出许多经济上的奇迹。由于体制负担较轻，开发区也成为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也正因为如此，使得各种级别、各种名目的开发区在全国遍地开花，规划不合理、定位不清晰、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等问题层出不穷，造成土地资源以及财力物力的极大浪费。
新常态下，开发区持续调整规划，扩大面积，征转地方土地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经常出现开发区“咽不下”的情况。同时地方政府为创新发展设立的体制特区成了封闭发展的体制围墙，又出现地方政府“吃不饱”的窘境。地方政府与开发区之间叠床架屋，制度红利反而造成制度内耗。不同级别之间的恶性竞争更加令人痛心，高级别开发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制约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尽管存在诸多矛盾，开发区仍然是促进地方经济的生力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要开发区继续充当探路者；培育吸引外资新优势需要开发区继续充当顶梁柱；增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需要开发区继续充当生力军；应对资源环境新挑战需要开发区继续充当好模范。汪洋副总理强调：“开发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还要办得更好。开发区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加快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实现由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转变，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由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发展转变，由硬环境见长向软环境取胜转变。”

　　进入后开发区时代，开发区的体制机制创新仍是寻求经济质量增长的重要突破口。

　　长沙县自开发区成立之初就经历了多次园区托管体制的改革，每一次改革都激发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长沙县和开发区两个主题围绕经济建设的基本目标，不拘小节，相互扶持，形成了多元共生、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1.“旧园区托管体制”

　　长沙县园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是促进长沙县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不断调整的园区托管体制，使一个县级开发区一步步成长为国家级的经济开发区。

　　1992年，长沙县就举全县之力在当时的望新乡规划14平方公里建立长沙县星沙科工贸开发区。省委、省政府听取专题汇报后，决定成立“星沙特别招商区”，要求各部门“多支持、少干预”。1994年星沙科工贸开发区改名为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被确定为省级重点开发区。高级别的政策环境为当初的乡镇园区扩大了发展空间。同年，梁稳根带领他的团队来到这个崭新的开发区开创了“三一”的新篇章。

　　1997年，国家科委批准在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星沙工业高科技园”。这是长沙经开区获得的首块国家级“金字招牌”，也是当时足以吸引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金字招牌”。在品牌效应的带动下，当年长沙经开区迎来了首家世界500强企业——韩国LG公司的入驻，这也成为当年湖南省招商引资的重大项目，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一枝引来满庭芳，随后，远大空调、北汽福田、光南摩托等企业陆续落户星沙，开发区由艰苦创业期进入了收获期。

　　2000年提升为国家级经开区后，原有市县共管，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变更为市县共管、以市为主的管理体制。县区领导交叉任职，县委书记担任国家级经开区的党工委书记，县长、主任另设。在坚持规划、统计口径、收益分配“三不变”的原则下，继续实行经开区与长沙县税收“六四分成”的比例，并采取经开区设立金库等措施，充分调动区县双方积极性，促进区县团结干事，共谋发展。截至2014年年底，长沙经开区拥有企业1600余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45家，年产值亿元以上企业73家，过10亿元企业16家，世界500强企业31家。形成了以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为主导，新材料、食品饮料、轻印包装等为补充的产业发展格局，已经成为长沙乃至湖南工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核心驱动力。

　　　2.“新园区托管体制”

　　为进一步激活县域经济发展，长沙县又相继开发建设了以乡镇企业为主的榔梨、黄花、暮云等7个乡镇工业园区和星沙产业基地，形成“一区七园一基地”的园区发展格局。但园区级别较低，服务水平有限的弊端逐步显现，相同的土地资源并未获得同样的收益。

　　2008年，为解决经开区发展空间的问题，县区进一步提出了“以区带园、业务托管、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发展思路，为拓展园区空间、促进产业辐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9年开始，经开区制定出台了星沙、榔梨及黄花产业基地委托经开区管理的方案，探索建立了“园区托管”管理体制，并在星沙产业基地率先启动托管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