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促进了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流动，从而使城镇人口急聚增加，直接加大了城镇的医疗需求，推动城镇医疗卫生资源的供给增加。杨希忠认为，受生活水平、伦理观念、健康意识等的影响，加上农村地区医疗水平不高、患者对基层医疗水平不信任等因素，使得患者的就医行为发生改变，小病大治、舍近求远，造成城市医院“车水马龙”，基层医院“门可罗雀”。 以北京为例，独特的医疗资源优势使得每天全国约有70万的患者进京看病，给这个原本就有2000多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增加了巨大的负担。

　　严酷的现实是，城市医院为了解决门诊与住院量激增问题，不断加大建设、扩张床位、引进人才，与此同时农村基层医院床位使用率不断下降、人才持续流失。随着近年我国医疗人事制度的改革，医学毕业生和医院实行双向选择，许多医学毕业生不愿意到基层就业，这些原因导致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失衡加剧。随着农业转移人口的加速市民化，未来城市将面临更为突出的医疗支出性风险。通过医改释放改革红利提高人民福祉，无疑是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务本选择。

看病挂号的人群

　　目前政府公共医疗支出不足和分配不合理，导致推进中的医改面临着复杂的利益纠葛。以基本药物制度为例，尽管发改委等通过严控基本药物价格，以减轻居民负担，但由于大量对肿瘤等慢性病有效的药物不在基本药物目录内，导致了基本药物制度不仅未有效改善居民看病贵问题，反而增加了居民的自付水平。如2013年的医疗卫生改革提出在所有医疗机构提高基本药物用药量，但二三级医院的基本药物用药最高也仅50%，很难有效降低居民看病贵问题。尽管加大了对新农保参与者的大病报销比重，但因大量对慢性病有效的药物不在医保范围，导致患者实际需自付90%左右的真实医疗支出，因此额外的50%自费报销实际仅占患者真正自付费用的一小部分；退一步说即便患者所有自付费用都可通过大病医保报销一半，很多农民患者也支付不起另外一半费用，因为目前恶性肿瘤的平均治疗费用在15万元以上，这对农民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

　　而大量财政公共医疗支出用于公务员的公费医疗和医疗卫生基建等，不仅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性使用，即享受公费医疗的公务员和老干部，大量占用医院的床位等，而且增加了医院走出以药养医经营模式的难度，即由于政府公共医疗支出比重下降和分配不合理，卫生管理部门以允许医院以药养医，而换取医院对减少财政补贴的支持。而这种以药养医一方面扭曲了医疗市场价格，导致医生的医疗服务价格和医生收入低，而药价奇高，及医院不愿售卖基本药物，另一方面以药养医实际上蜕变成一种体制外补体制内的价格剪刀差，增加了居民的看病贵和看病难。

　　有学者表示，要有效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其前提是政府持续提高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并取消公务员和老干部的公费医疗待遇，把公务员和老干部纳入现行的医保体系，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以适应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

　　值得欣慰的是，2016年12月27日，国务院发布了《“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了到2020年需要完成的包括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分级诊疗模式逐步形成等19项目标，标志着“十三五”时期中国医改路线图正式出炉。

　　为缓解群众看病贵问题，《规划》提出，到2017年，全国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增长幅度力争降到10%以下；到2020年，增长幅度稳定在合理水平，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将下降到28%左右。2017年，国家将会进行一部分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试点，按照病人可能患有疾病病种的标准诊断流程来支付费用。到2020年，这项改革将覆盖到我国所有的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届时，普通人看病按项目付费的比例将大大降低。

　　破解群众看病难是中国医改的又一个课题。看病难问题主要根源于优质资源供给总体不足、优质资源配置不均衡以及就医秩序混乱三个方面。《规划》首次将开展分级诊疗制度试点放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首位，提出到2017年，分级诊疗政策体系逐步完善，85%以上的地市开展试点，到2020年，分级诊疗模式逐步在各地形成。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就是通过建立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就医新秩序，扭转大医院人满为患、供不应求，而社区、乡镇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却门可罗雀、资源闲置的现状，将“全国人民上协和”转变为“使最有需要的患者能及时上协和”。可以通过对不同级别医疗机构设置差异化的医疗服务价格与报销比例，利用经济杠杆引导分流患者就医，但关键还是在于根据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功能分工使医疗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简单来说，就是“大医院要舍得放，基层要接得住，患者要愿意去”。分级诊疗的基础在于形成“基层首诊”就医模式，使小病、普通病在基层得到解决，使医院、大医院回归到大病、重病的救治上来。

　　对此，《规划》强调，将推进大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的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鼓励大医院医师下基层、退休医生开诊所。到2017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30%以上。到2020年，力争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15分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基本形成。

　　同时，为减少群众异地看病不断“跑腿”“垫资”，《规划》要求，2017年我国将推进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基本实现符合转诊规定的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到2020年，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建立医保基金调剂平衡机制，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稳定在75%左右。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在2017年2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全国各地运用信息化手段，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改进服务质量。截至2016年底，1378家医疗机构提供移动支付结算方式，同比增加710余家；1445家三级医院建立信息库，为患者提供信息查询和推送服务，同比增加200余家；三级医院预约诊疗率平均达到38.6%，同比提高6.5%，3329家医疗机构实现分时段预约诊疗，有效减少患者的候诊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基本医保异地就医结算还需要增强医保待遇的“可携带性”，真正惠及全国2亿多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和流动人口。医疗APP就具备这种“可携带性”。比如，在微医APP上，用户可以通过向全国800家国际级重点三级医院进行预约挂号，直接在线咨询医生，同时还可以享受病历管理和医院地图等细致服务。

　　长期以来，我国针对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薪酬标准管理采取了与一般性事业单位相同的政策，不能体现医疗卫生服务作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复杂劳动的正当价值回报。只有合理提高医务人员的薪酬水平，充分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的市场回报，才是从根本上使医生回归“看病”角色、破除“以药补医”、防范诱导过度医疗的主要途径。同时，也只有提高整个行业的薪酬水平，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从事医疗工作。提高医务人员的薪酬水平，必须“破除低价医疗的迷思”，合理确定各类医疗服务的价格，彻底扭转“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局面。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看来，我国一方面应当完善和整合医疗筹资体系，另一方面要改革医疗服务体系，改变医疗资源分配“倒三角”状况，解放医生，鼓励社会办医，增加医疗服务供给，在此基础上切实降低民众医疗负担，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2016年12月24日中午，央视新闻等同时直指医疗行业中药品回扣，以及虚高药价背后巨大的利益关系。号称“历时8个月调查了6家医院后终于揭开的秘密”，实则向公众透露了本次央视的报道并非常规新闻监督，而是计划已久，甚至是配合“医改已经进入深水区”这一政策有意为之。尽管医改的计划派和市场派仍有不少的争议，但是对于医疗领域的腐败问题要严打，应该是已经达成了共识，并且进入了实质性实施阶段。

　　最新的亲民政策是：2017年2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医药代表只能从事学术推广、技术咨询等活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其失信行为记入个人信用记录。有媒体以“国务院一纸公文300万人将失业，为何大家拍手叫好？“为题进行报道，成为微信朋友圈当天刷屏的热点新闻。

　　众所周知，“回扣“只是我国医疗领域腐败病灶的表象，此次中央剑指的无疑是“医疗体制”的顽疾。

　　2017年1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云南白药，希望云南白药更好地发展民族医药。总理说：“你们研究的天然药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要博采众长，结合现代理念技术，做大做强保健医药等大健康产业，扎根中国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