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一直主张加快城镇化进程，是推动中国经济的宏大叙事。但是，我们所谓的城镇化是有实业支撑的城镇化，而不是伪城镇化，更不是靠土地财政支撑的城镇化：因为很明显，如果将之称为城镇化的话，那无疑是对农民再一次剥夺的过程，同时，为中国制造的崩溃埋下了地雷。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的增长在某种层面上是以货币增长和土地财政共同诱发的，东南沿海的富裕正是这种经营城市理念和货币幻觉驱动下的财富增长。然而，我们如果从更深层次来看，从货币化到资本化再到金融化，作为驱动城镇化进程大跃进的动力，其最终的载体是中国制造摆脱旧时权力体系逐步成长的过程。而且，这种过程是非常迅速的。

    2011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相关人士披露，201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城市化水平超过50%。这标志着中国数千年来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逆转，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我们的问题是，圈地运动所造成的后果可能比其本身产生的积极结果更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原因很简单，中国市场化过程所面对的阻力并不仅仅是“看得见的手”，更多的是面对传统等级制度下的残余，即权力体系的横行无阻。权力通吃一切，是中国经济畸形的总根源。产权和契约精神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侵犯农民利益的事情不时发生。城镇化过程中，损害农民利益和小市民利益的行为屡见报端。当一些人称之为“刁民”的时候，事实上“刁官”也就产生了。维权意识的觉醒，是中国现代性进程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标志，一小撮人决定一个经济体命运的时代必将成为历史笑料。

    在市场化初期，工农业剪刀差被公认为农民为中国的崛起作出了牺牲。如果说当初制度设计还不成熟，导致城乡差距不断加大，如今，我们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尽量避免损害农民事情的发生。城镇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但空心化的城镇更可怕，中国社会自古受到流民的冲击，稳定性屡遭挑战。如果产业空洞化的黑洞不断扩大，所谓的城镇化数据也可能只是GDP主义的另一个翻版。

    与此相应，“经营土地”主导下城镇化，地方政府从“守夜人”变成了强有力的“局中人”，其结果是地方债务不断膨胀，“土地价值”不断被虚化，房价不断被推高，不仅仅破坏中国制造前进的空间，还破坏中国经济的民生基础。这是一个扩张主义盛行的时代，但是，危机的产生往往不在于“小”和“慢”，而是在于“大”和“快”。原因何在？好大喜功是我们的劣势，贪图宏大叙事是我们致命的劣根性。企业总是想着世界第一，就算是从股民手中转移过来的财富也行。英国人在反思大英帝国衰落的时候，他们看到货币贬值和超发让他们失去了殖民地，失去世界霸主的地位。值得警惕，货币超发和债务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城镇空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守望乡土，呵护家园——岭南水乡乐从论坛暨第十八届中国城市化论坛”上，城市规划与设计专家吴文媛这样追问：“这是我的家园，我能不能做主呢？我们为什么只有城市的城市化，而不设定一个由村民们自主的现代化呢？”

    正如那位专家质疑的一样，城镇化为什么就不能自发的产生呢？这确实有历史根源的，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就拿修一条路来说，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各种势力都会露出水面，连一条路都修不好。正是基于此，中国城镇化一直是政府主导和设计规划的。问题是，过度依赖这种模式，就会出问题，因为政府也是有人组成和执行的，是人都会犯错误，如果政府的执行者在其中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设计出来各种各样的伪城镇化，或者损害农民、市民的利益“跑马圈地”和“拆迁中国”，那么，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在依赖官僚程度方面更进一步，其结果要么走入产业空心化城市黑洞化的局面，要么走入权力通吃一切的无效率时代，市场被悬置，公民权利遭到侵害。

    技术的进步使得这个时代进入了“一亡俱亡、一兴俱兴”的时代，保护市民和农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应当是城镇化进程首要原则，城镇化不可逆，同样，城镇化的后果也是不可逆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