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复旦大学推出以重大科研成果为关键评价指标的“代表作”制度，将“代表性教学成果”纳入职称评价。于是，深受学生喜爱的青年教师吴燕华成为第一位“吃螃蟹者”，她以“第二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理科组一等奖”这一优秀的“教学表现”申报副教授职称，由此获得院校两级学术评议机构高票通过。而几乎与此同时，华东师范大学颁发了“教学贡献奖”，两位“杰出教学贡献奖”教师各获得10万元奖金，7名“优秀教学贡献奖”教师各获得5万元奖金。

　　也许，这两条颇给力于高校人才培养这一“重中之重”的消息，算不上前所未有、极具“震撼力”的新闻。类似于复旦、华东师大旨在加强教学建设、促使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激励举措，在很多高校，其实或已经、或将要相继地推出和实施。比如，浙江大学在2011年就曾为教学优秀的教师颁发过百万元大奖。笔者相信，类似浙大、复旦和华东师大推出的举措，会起到引导更多的高校教师重视教学的示范效应与激励效应。

　　笔者由此回想起30多年前，在华东师大就读中文专业的光景。那时候，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教师阵容极为“强盛”，不仅许杰、程俊英、施蛰存和徐中玉、钱谷融、王智量、倪蕊琴等一批前辈大师给本科生上课或开设选修课，而且，当时的一批中青年教师给学生上起课来，也是“倾其所有，不遗余力”，他们不仅把专业教材的内容有板有眼、有章有法地如数家珍般一一传授，更是把自己积累多年、专研多年的学术感悟、学术见解，在课堂上无保留地一吐为快，让学生得益匪浅，乃至受用终生。现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童世骏就曾说过，他工作以来获得的最得意的荣誉，是1987年获得的华东师大优秀教学一等奖。

　　当然，提倡重视教学并非轻视科研，高校教师在科研上是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的，只有科研有较深厚的积淀和“硬货”，上课才会有源源不断、不会枯竭的活水，才会保持和产生长期的效果。

　　然而，当下在众多的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非但未能得到有效扭转，反而是愈演愈烈。“人才培养质量是高校的生命线”，虽说这早已成为所有高校管理者乃至所有高校教师的共识。然而知易行难，真正用心用情于三尺讲台，真正能够面对种种诱惑干扰“淡定”、“淡泊”又“淡然”，一心孜孜于教学，需要具备何等的“定力”。这样的高校教师眼下还是少了些。

　　这是因为，如今的高校，最受推崇、最容易名利双收的，往往并不是立足课堂几十年、钟情于教学与育人、但因种种原因“科研成果”稍逊一筹的老教师，而是身手不凡、不消三年五载就一篇又一篇地发论文，且论文都能发在“核心期刊”上，还能拿到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的“老将”“新锐”。至于这些“老将”“新锐”还有多少精力或多少时间用于课堂教学上？他们的课上得怎么样？学生反映如何？教学质量如何？则基本上是忽略不计的。因为，每年的业绩考核首先要挂上钩的，是科研工作量和科研成果数，这个是“必须有”的，晋升与之挂钩，奖金也与之挂钩。其他嘛，“有没有”无伤大雅。课上得精彩又怎么样？你拿不出几篇“核心刊物”上的论文，几乎一切归零，这一年几乎是白忙乎了。

　　笔者并不否认教学与科研其实也是个相辅相促、相得益彰的关系。尤其是高校教师长期的“述而不作”，恐怕对自己的事业发展乃至教学水平的与日俱增也是颇有些不利的。然而，教学与科研，本来就应该是一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孪生子”，教学与科研理应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而过往“重科研、轻教学”的一整套评价体系和政策规定，却对数十年如一日专心致志地上好课、抓好教学各环节建设缺少足够的政策关照与认可，或“雷声大雨点小”，在衡量教师的工作业绩或教师职称晋升时，依然是对教学工作业绩的权重分配过少、评价过低，如果长此以往，那么，狠抓教学质量或人才培养这一高校的“重中之重”，或将还是空谈。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作出顶层设计，明确了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目标任务：经过5年左右努力，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基本健全，职业发展通道比较畅通，事权人权财权相统一的教师管理体制普遍建立，待遇提升保障机制更加完善，教师职业吸引力明显增强。教师队伍规模、结构、素质能力基本满足各级各类教育发展需要。《意见》要求教师主动适应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积极有效开展教育教学。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

　　如何贯彻落实《意见》提出的这一明确要求，如何回应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期盼，高校教师特别是高校的领导者当扛责负重，苦练教学内功，以培育英才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而这，亟需当下的众多高校对其办学的重心、定位，对教学科研的评价体系以及具体政策导向等，作一番反思和必要的权衡，真正建立和完善起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导向的学校管理制度与工作机制，切实把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工作重点凝聚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育人质量上。这实在是很需要花上一番“功夫”才可能做好的一门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