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有不同的解释。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城市化事关中国的城乡融合、经济转型，事关社会的基本稳定与进步发展，也事关全局性的人与环境矛盾的解决问题。“十二五”将是中国城市化最为关键的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放开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城市，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但不得不承认，我国城市化的滞后给中国经济以及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矛盾。2011年是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城市化仍然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战略性的研究和考量，也缺乏全局性的思考和应对，基本上处于“一盘散沙，各自为政，指挥混乱，浪费严重”的情境之下。因此，“十二五”期间，一定要做到对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心中有数”。

城市化岂能披着“两张皮”

当下，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明显的“两张皮”现象：在大中城市，市场的力量在顽强地推动城市化进程，而行政的力量却一直在试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由控制人口和城市化。今年以来不断向全国70多个城市推广的住房限购令，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首都北京在这方面尤其激进，2月16日出台落实“国八条”的楼市调控细则要求，已经拥有1套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购买第二套房时按“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1.1倍”政策执行；已经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本市有效暂住证和连续5年(含)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均暂停在本市购房。

此前一天，北京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提出，全市上下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利用房地产市场调控各项措施出台的契机，形成倒逼机制，下决心进一步调整投资结构，推进首都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依我看，控制房价是假，限制人口才是真正目的。

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相反的是，在日渐衰落的中小城市和乡村，地方政府出于保GDP增长等目的，不遗余力地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通过搬迁学校、政府和医院等公共服务机构，逼迫市民到新区购买商品房。

尽管两者的方向完全不同，但其内在本质和逻辑却完全一样，就是过于迷信权力，试图用行政手段主导城市化进程。但事实会证明，不相信经济规律，最终的结果是“规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社会发展、市场经济的规律不是我们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的，它是需要敬畏的。试图用行政力量甚至计划经济的办法干预经济，实际上是一种经济专制与独裁，剥夺了民众和市场自由的经济选择权，现实中也不会取得成功，除非全面退回到共同贫穷的计划经济时代。严厉的住房限购政策并不能改变人口的流向，如果希望以严厉限购来达到限制大城市人口和房价上涨的目的，当然最后都会落空。中国城市化的“两张皮”其实是需要尽快破解的。

可怕的“城市化浪费”

我们曾经说“发展就是硬道理”，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尤其是在各级基层政府的议事日程里，则是“经济就是硬道理”，不惜牺牲民众的土地财产权利和地方的环境权利，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低价甚至倒贴给企业，同时降低环保要求，结果是农民穷了，土地、环境和食品被污染了，只有企业和政府暂时富了。而企业和政府的富裕也是暂时的，今后如果要治理环境污染，要维护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也许要付出加倍的代价。同时，征地拆迁中“被贫穷”和企业生产中环境“被污染”地区的民众被迫外出谋生，使企业、政府、自然环境和地方民众无法处在共生共赢互惠互利的关系中，导致企业招工越来越难，民众的外出谋生甚至长期在外定居，最终也会反过来影响当地的经济繁荣。

可见，地方政府越是急功近利地发展经济，就越会快速地导致地方衰败，而基层越是陷入衰败，人口和资源就越会向大中城市集中流动。

此时，大中城市的限制人口、限制购房政策又会反过来助长三四线城市房价泡沫的滋生，使自然的城市化需求并不充足的三四线城市，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成为资金追逐的热点。而这些城市的楼盘规模总体较小，不需要多大的资金量就可以推高房价；推高的房价进一步刺激资金进入，形成不符合市场需求的真实泡沫。

我认为，在方兴未艾的中国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的市场推动下，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没有泡沫，或者泡沫较小；相反，三四线城市房价虽低，但多数是由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而非市场的真实需求，这种情况下三四线城市的房价泡沫反而更高。如果严厉的限购政策进一步将社会流动性挤向三四线城市，那么我们未来必将为三四线城市的泡沫买单。

这是一种彼此环环相扣的恶性循环。诸如“鬼城”、“烂尾城”之类的“城市化浪费”现象频现，比如高铁，在现行以投资拉动特别是政府大型投资拉动的经济模式下，不管是出于为部门逐利的本能，还是出于官员的政绩要求，总之，各部门、各级官员都在千方百计地争取上项目。在这种投资体制和经济模式下，投资规模越大，对经济的眼前“贡献”也越大。由是导致现在的高铁投资和管理方式，未必能够充分评估未来的风险。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却不惜成本和代价，既不考虑投资风险，也不考虑公共服务。有媒体报道称，按照相关财务数据测算，2009年铁道部资产负债率为53%，2010年上半年已上升到54.3%，全年负债率或突破56%。

另一方面，今年春运让我们见证了行路难之外的另一道奇观：一边是昂贵的高铁空荡荡，一边是普通列车一票难求普通百姓望眼欲穿。不久前，中国科学院提交给国务院一份报告，报告中，专家们敦促相关方面进行反思：是否应把重点放在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放在高铁扩张计划上。事实上，铁路上的巨额投入并没有缓解运力匮乏，反而因为票价提得过高，丧失了客运竞争力。具体例证就是，京津高铁运行一年亏损约8亿元；目前，武广高铁实际运力只有设计运力的约四分之一。

如果再不重视中国城市化的全局性、整体性问题；如果再不尊重中国城市化的原有规律，也许等待我们的结果就是“越发展、越贫穷，越管理、越落后”。

当下，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明显的“两张皮”现象：在大中城市，市场的力量在顽强地推动城市化进程，而行政的力量却一直在试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由控制人口和城市化。

　　　　　　　　　　　　　　(作者系信孚研究院研究员，专栏时评作家)